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在“联盟号”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或者说，他看起来总是处于睡眠之中，至少相较于火车上的其他人而言。绝大多数时间里，泽兰并没有睡着，只是蜷缩在大衣和车厢角落组成的空隙里，恢复精力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列车在天启前的轨道上行驶引起的震动却使得他比在平稳的地下睡的略微安稳了一些。在清醒和梦境的间隙里他隐约地想起，在战前，他好像也很总是在长途的汽车上，在轻微的摇晃里，短暂地陷入安眠。
在战前平静的生活里，他常有这样的迷思：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存储在大脑之中。环境同样能够唤醒被遗忘的过去，能够拾起旧日的人格。在地面上的日子里，他习惯在地球上相隔遥远的坐标之间移动，交通的便捷打破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以至于模糊了时间的感知；那还是一个有飞机和高速公路的年代，他能感受到自我被分散于不同的空间之中，每达到一片土地上便拾起了独属于这里的人格碎片，凝固在过去的时间重新开始流动；这或许是他异常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贴合不同身份的原因。这种适应并不仅限于精神，甚至展现出了某种物理的特质：比起在地铁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仿佛更快地适应了地面的光亮和昼夜节律。在地铁里他没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如果没有任务，那就是可以休息的时候了；然而在地面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是一件需要刻意适应的事情。他偶尔会因为年轻的战士们为太阳不能像电灯泡一样开关而感到苦恼而感到惊讶，随后有想起自己或许在以一种过来人的，老气横秋的态度，暗暗指责这些新世界的原住民们，不能自然而然地掌握不属于他们的世界的常识。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长者，他不算年轻，也尚未老去，更重要的是，随着联盟号在莫斯科近郊的平原上疾驰，他觉得过去的，更加年轻的自己，逐渐回到了他的身上。
在联盟号平稳行驶的头一个月里，泽兰几乎无事可做。追兵不会来到地面，而装甲车厢能够抵抗大部分的环境威胁；没有意外，他便没有态度用武之地。他也很少下车，时不时发作的慢性疼痛限制了他的行动能力，在第四帝国生活的时间里，这种慢性病隐约有朝着严重发展的趋势。有所缓解的时候，他会趁着停车的时间去车头检查设备的状态，再和留守值班的同事，战友，或者同伙进行短暂地交谈。泽兰尚且不确定在这只临时组建的叛军中，应该与他人保持什么具体的关系。这是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每个人都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出发，基于一种单纯的理念和古老的互助精神。如果莫斯科地铁就是剩余的整个世界的话，这应该是一种模糊而原始的国际主义。
但泽兰不认为自己具有任何高尚的精神。对于车头进行每日的检查是不必要的，从效率的角度考虑，或许让技术人员轮流检查更加合理。但是他得主动承担一些工作，以至于使得他——使得其他人，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他消耗生存物资，而不付出体力劳动。人们只能被他们能接受的理由说服，泽兰深谙这一点。于是这种行为成了一种近乎机械的惯性。于是在联盟号被路障逼停的第二天早晨，在列车停靠一整天之后，他依旧在检查完车头的部件后，去向米哈伊尔汇报。
他费力地登上车厢的时候，米哈伊尔正借着小方窗透进来的阳光看一份泛黄的地图。没有呼入的无线电，也没有其他士兵。泽兰靠半在门边的墙壁上，扶着门框，缓了一阵，看着米哈伊尔对着光举着地图端详着，他看不见这位指挥官的表情，但是登上车厢发出的声响一定足以引起这位老兵的注意。他耐心地等待着，等他的呼吸平稳下来的时候，米哈伊尔把那份旧地图整齐地叠好，塞进胸前的口袋里。
“您又去检查啦，”米哈伊尔朝着他颔首，“有什么新的状况吗？”
“对于机器来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泽兰说，“一切如常。”
他朝着车厢里面走去。米哈伊尔说：“这些土匪得吃先吃点苦头，才能学会坐下来听我们讲道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总是这样打报告，您多少也不大习惯吧？您真的不需要每天都来汇报，专家，如果不信任您，我还能信任谁呢？”
“我对机器负责，您对联盟号的所有人负责，长官。”泽兰说。“我不会也不能承担那么多人的责任。这不是信任的问题。”
我们需要您，能源专家。米哈伊尔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这样说。那时卡莲和他刚刚被游骑兵救下，然后立刻被护送回了大本营。他的状态不错，除了逃亡过程中磕碰导致的擦伤，以及被红线士兵揪着手臂往前赶的淤青外，几乎没受什么伤，于是很快，这些士兵的指挥官要见他。米哈伊尔·格雷洛夫，这个典型的俄罗斯军人用他沧桑却又斗志昂扬的嗓音说，我们要去地面，这不委屈您吧？
米哈伊尔像他的大部分委托人一样，礼貌，客气，强买强卖，也像所有的上级一样，对外来的技术专家的忠诚度抱有怀疑的态度。泽兰善于和他们合作，但从未完全理解过这一套在莫斯科地铁里盛行的军事政治逻辑。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选择；这次也一样。牵扯进太多阵营之间的纷争，他不再能独善其身了。
然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被吸纳进一个军事化组织，这让他感到不解，他所熟悉的价值交换原则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又或许常年对于生活的忍耐让他忽视了某些在游骑兵的价值观里依旧重要的东西。泽兰接受了战争、灾害和疾病，然而他依旧感到困惑。世界似乎总以一种超越个体逻辑极限的方式运转。因此他不再探究自我之外的事物的原因。随他们怎么想吧！泽兰疲倦地想到：他有知识和技术；他也只有知识和技术。在尊重，友善的前提下，人总是能够合作的。
但米哈伊尔有战前军人的荣誉感，除此之外他是个和善的中年人。他不再纠结于汇报的问题，转而和泽兰聊起初春的天气，又问他是否获得足够的食物，询问后勤人员和作战人员是否相处融洽。
在这样轻松，平等的对话下，泽兰却感到疲倦。酸痛从双腿积累，扩散，隐约有发麻的趋势。他没听进去米哈伊尔最后说的话，只想尽快地应付，找理由离开。他没有任何药物，在第四帝国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忍耐，而在联盟号上，他也没有理由消耗药物储备。泽兰信奉付出才有回报的原则。他目前能做的事情不多，带来的价值很少，他不会在这种时候提出要求。
行走相较于站立略微让人更容易忍受。他从车厢里跳下来，春天的野草已经能没过脚踝，偶尔戳进裤脚里的叶片剐过小腿，在人类退场的二十年里，植物以一种坚不可摧之式繁衍，占据了人类宣传属于自己的领土。他缓慢地走向最后一节车厢，缓慢地呼吸着初春的辽阔原野上带着暖意的空气。
他去看远方的树木和近处微小的花，转移当下的注意力。而在这时他又听到有人在喊“专家先生”，他转过头去，看到广阔的天地间有一个年轻人在朝着他跑来。索尔涅茨拎着几只兔子，飞快地跑到他面前；兔子白色的毛上粘着干涸的血迹，索尔涅茨的身上也有。“我抓到了兔子，”年轻人高兴地说，“而且没有浪费子弹。运气真好，您说是不是，专家先生？”
泽兰不得不停了下来。“您脸颊的这部有些弄脏了。”他比划着，示意索尔涅茨的脸上还有血迹。
“是吗？”索尔涅茨用袖子胡乱抹了两把，他的脸没有擦干净，但是袖子上也沾上了血迹，看上去更糟糕了。然而他对此毫不在意，笑眯眯地说：“专家先生，咱们一起回去吧！”
泽兰很喜欢和这样的年轻人交流。他几乎还是个孩子，好像尚未对于社会关系有过深入的思考，凭借着本能肆意地生活，这让泽兰反而不需要努力地当一面镜子，映射对方认为和自己合适的关系。这让他觉得轻松。而且索尔涅茨是一个善良的，讲道理的年轻人，他喜欢这样的人。他请索尔涅茨稍微走慢一些，索尔涅茨便配合着他放慢了脚步。他问年轻人怎么没有跟随大部队去处理拦路的人，索尔涅茨却说那是下午的活，而且命令是战斗人员在非战斗状态下要搜集一切可食用的物资，所以现在是打猎时间；而且还能外出活动，有趣得很，一点都不累。您说是不是呀，专家先生？是的，是的，泽兰说，你们1那儿的人都是这样精力充沛吗？索尔涅茨说，不全是，说到这个，您知道马尔彻夫先生2在做什么吗？
“什么？”泽兰问。
“什么？”泽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知道？”
索尔涅茨的眼睛转了转，他看起来真的很困惑。“他不总和您待在一起吗？”他说。
“他没有。”泽兰说。“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又说。
他没有，泽兰想，虽然他一定要睡在我旁边，半夜里站完岗后会带着一身寒气回来，但是他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总是问我要做什么，在做什么，我对他说：我也不必事事给您打报告！他就要生气。我从来不多问他要做什么，可是他好像不觉得也需要这样对待我似的。除此之外，他很好，甚至有些过分的体贴，他好像很担心我的健康，饮食，担心我被人欺骗。可是他不是我的上司，也不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或许也不能算是朋友。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想要介入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好吧，索尔涅茨说。他很快把话头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天上的鸟，地上的小花，他看什么都很新鲜。泽兰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觉得自己其实不太理解在地铁里长大的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太理解地铁里奇怪的社会结构，乃至于他觉得一切问题的本质来源于他依旧尚未理解俄罗斯人某种特殊的民族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进行友善的交流，即使在逼仄的地铁里，他也维持着必要的个人边界。他本来不用去理解每个人，他以为他的一生就会在用对于知识分子的尊敬创造出的小小个人空间里生存下去。他以为在联盟号上和在白俄罗斯站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实际上也没有区别，除了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把他预期全部打碎了。泽兰一向很擅长忍受，但这件事和痛苦好像有本质性的区别。这种毫无道理的，近乎于关怀的行为，比战争、灾害和疾病更加让人难以适从，不知所措。